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二、给定资料 1．所谓“人口红利[1]”，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人口对少儿和老龄人口的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化改革使得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得以重新配置，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红利”效应——由于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劳动力供给丰富，储蓄率持续攀高。 其间，1.4亿至2亿农民从广袤的农村转移至城镇。正是凭借数亿廉价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生产的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得以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凭借全球增长最快的“人口红利”，中国实现了持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不过，包括亚行在内的多个研究机构警告，“人口红利”即将耗竭。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延长“人口红利”效应，亚洲发展中国家依靠“人口红利”保持高速增长的好日子就会一去不复返。 2．2011年春节过后，“用工荒”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1年的“用工荒”比往年来得早、来得猛，而且蔓延到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河南等地。频繁出现的“用工荒”现象究竟因何而起?“用工荒”现象到底是全面爆发还是结构性短缺，“用工荒”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来北京参加2011年全国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对此作了分析和探讨。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认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比重增大，人口老龄化[2]问题比当初预想的提前到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代表的研究显示，在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发生变化。2013年至2015年左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将接近顶峰，农村剩余劳动[3]力向外转移也将接近尾声，“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艾洪德代表也认为，“用工荒”现象意味着长期以来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人口红利”行将消失，我国将进入劳动力成本攀高的时代，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维系。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4]，使得我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 3．2010年以来，各地纷纷大幅上调最低工资，企业出现“加薪潮”，原因是“人口红利”在消失，不涨工资找不到人干活。 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事实似乎都在证明，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来了一天，只招到3个人。”在珠三角G市人力资源市场的一次号场招聘会上，H区一家首饰厂的老板龚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他的背后，挂着大大的“急招”广告：急招普工多名，出粮准、包食宿，提供夫妻房，月薪1500～2000元。这一天，有大批企业像他一样急着来招人，现场提供了3000多个岗位，但进场求职的只有2000多人。G市劳动部门发布的上半年数据更惊人：全市用工需求量同比增长63.3%，缺口高达24.7万人。 龚先生经营这家工厂已经15年了，从事出口首饰加工，但他不直接与外商打交道，而是接大厂流出的订单。他说，10多年前根本不愁招不到工人，而且只招年轻的。近几年招工越来越难，一是到处都在抢人，二是年轻人愿意打工的越来越少。现在是四五十岁的也招，但不仅难招，而且流动性大。“最近工资涨得很快，年初起薪还是1000元左右，现在已经达到1500元，见到合适的还愿意再加几百元，但还是难招。厂里没备投下去了，两三百工人都容得下，可现在干活的只有60多人。” 事实上，普工有岗位没人做，早已不只是珠三角的烦恼。沿海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等地情况类似，甚至江西、湖南、四川等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也都有“缺工”的说法。这让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抢人”。2011年以来，全国已有27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5]，平均提高22%，部分省份涨幅超过30%。 4．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其中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在老龄化社会提速的同时，适龄劳动力人口相应减少，曾经支撑我国保持30年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 对此，马建堂也坦言，十年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总量都在增加，也都面临着老龄化加快、人口红利减少的问题，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的地区，碰到这个问题可能更加突出，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指出，在过去的30年间，我国依靠巨大的人口红利，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高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人口红利的消失将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6]，进而降低经济增长。 5．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傅勇博士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要为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而不是为劳动力短缺而焦头烂额。实际上，现在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老龄化的到来将加速这一工业化的必经阶段。与劳动力低廉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口红利消失使得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7]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扭转中国粗放式生产有着关键意义。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整个社会持续40%的高储蓄率将下降。这固然会带来一定风险[8]，冈为高储蓄率对中国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但是，这又是改变高储蓄低消费现象的好时机，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提振消费的引擎功能。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为消费推动的经济，储蓄率的下降应是题中之意，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 最后，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有关研究表明，养老保障的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因而，人口红利的消失需要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清楚，事情并不会自动地向好的方面发展，而需要我们切实为之做出有效的努力。 6．普遍的民工荒现象，到底是如往年一样的短期现象，还是真实的人口红利结束的表现；到底是工资太低，导致农民工不愿就业，还是产业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刻?《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对此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21世纪》：从中国过去走过的路径，以及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来看，未来中国解决民工荒的出路在哪里? 蔡昉：这其实是一个人口红利的问题。大的方向上说，就是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中国如能创新制度安排，至少在2020年前，有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 1978年至本世纪初，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来自“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直至2000年，中国步入“老龄社会”。“民工荒”的出现，意味着“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相反，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国有望获致“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些制度安排包括：良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改善劳动力市场[9]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10]的制度性障碍等。 值得强调的是，加快城市化[11]进程，扩大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把目前2.3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和就地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就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另一半人口红利”。 《21世纪》：如你所提，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至此第一次人口红利结束，要启动第二次人口红利，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届时是否需要调整? 蔡昉：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虽然在长期可能产生有利于起到矫正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但不能完全用人口政策的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否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发展阶段都必然会出现，现在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也没有实行过我们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也经历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7．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将有关规定列入宪法。由于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人口无计划增长的局面得到了控制和扭转。据不完全统计，计划生育政策执行30多年来，中国少生了3亿多人。 不过。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在使得人口出生率[12]迅速下降的同时，也使得老年人占的比例急剧上升，可以说计划生育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我国捉早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与此同时，2004年到2011年，我国每年都会